他将鼠标指针悬停在“保存”键上，手指却在微微发抖。

这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沉重的敬畏。

他知道，这段视频一旦公布，就等于用一把手术刀，划开了现代社会运行规则中最隐秘、最脓肿的伤口。

而他自己，这个窥见真相的人，将永远无法解释自己是如何握住这把刀的。

“我不是审判者，”他关掉电脑，屏幕陷入黑暗，映出他疲惫而矛盾的脸。

他对着那片虚无的倒影轻声自语，“我只是……看见了。”

上午八点，小刘律师抱着厚厚一摞材料，赶到市法院的立案大厅。

然而，本该最繁忙的窗口却异常冷清，一块蓝色的塑料牌立在台面上，上面印着一行刺眼的宋体字：“因系统内部升级，今日暂停受理新案件。”

小刘律师的心沉了下去。

这是最常见也最无耻的拖延伎俩。

他正焦躁地在大厅里踱步，一个穿着法院制服的年轻法助快步从他身边走过，不着痕迹地将一张折叠的纸条塞进了他手里。

“王科长托人转交的，”法助压低声音，语速极快，“他说，今天无论如何必须递进去。”

小刘律师快步走进洗手间，展开纸条。

那是一份内部备忘录的复印件，标题是《关于“情绪稳定性降级”模型参数调整的内部合规性说明》。

文件详细阐述了技术部门如何根据“舆情风险”动态调整理赔模型中对申请人“情绪稳定性”的权重——说白了，就是如何利用算法，自动筛选掉那些看起来“可能会闹事”的投保人。

他立刻用手机拍下文件，加密上传到云端，同时给李娟发去信息：“他们怕了，这是承认算法干预理赔的铁证！”

与此同时，阿珍的“陪审团行动”也进入了最后阶段。

三十多个社区团购群里，早已不再是往日的瓜果生鲜链接，而被一条条动员信息刷屏。

每个小区都推选出了一名母亲作为代表，她们穿上了早就准备好的、印着“我不是沉默成本”的白色t恤，准备在开庭当日，坐满法院的旁听席。

阿珍甚至联系上了几个相熟的外卖骑手站长。

“兄弟们，你们天天往医院送餐，最懂看病有多难，多不是人过的日子。”电话那头，站长几乎没有犹豫，当场答应组织二十个当天不当班的骑手到场声援。

夜幕再次降临，这是庭审前的最后一夜。

医保局的档案室里灯火通明，张护士长被一纸紧急通知叫来加班，整理积压了数年的尘肺病患者历史档案。

凌晨两点，趁着保安换岗的短暂间隙，她快步走到大楼后巷，将一个陈旧的保温桶，小心地塞进了即将被清运的垃圾车底部一个隐秘的角落。

桶里的老式磁带早已被她偷偷转录成数字格式，此刻，她用一部老旧的按键手机，将一个加密链接和一段文字，发给了那个只见过一次的年轻人——陈景明。

“给陈景明——磁带已备份，原件在垃圾车里，明早六点运走。最后一段录像，程远山父亲临终前抓着他的手，说的原话是：‘别……别怨医生……是钱……是钱……不够……’可他的儿子，后来成了那个专门替保险公司省钱的人。”

消息发出的三分钟后，张护士长尝试刷卡离开档案室，门禁系统发出了尖锐而短促的警报声，红灯闪烁。

屏幕上显示：工卡权限已被冻结。

她平静地转过身，走向走廊尽头的保安室，脸上没有一丝波澜。

而在城市的另一端，陈景明公寓里的黑暗被手机屏幕的光芒刺破。

他反复看着张护士长发来的那段文字，每一个字都像滚烫的烙铁，烫在他的心上。

“……是钱……不够……”

这句来自一个垂死老人的、最朴素也最绝望的遗言，与他电脑里那段冰冷复杂的“标签溯源”视频，在这一刻，形成了贯穿三十年时光的、最残酷的互文。

他关掉手机，走到窗前。

脚下的上海如同一片由数据和欲望构成的霓虹之海，静谧而深邃。

然而，他却仿佛能听见，在城市无数个沉睡的窗口背后，那片无形的、早已消失的麦田，正在午夜的静默里，蓄积着黎明时分的雷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