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光未亮，一种比黑暗更具侵略性的灰色，正从地平线悄然渗入梨树村。

撕裂这片寂静的，不是鸡鸣，而是一阵低沉、持续、由远及近的轰鸣。

推土机的履带碾过浸透了露水的土路，留下两道冷酷而深刻的印记，像是在大地上划开的伤口。

驾驶室里，司机老刘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，嘴里发苦。

对讲机里那个毫无感情的指令还在耳边回响，他的任务清晰明确：清除所有“非法”搭建的照明设施。

第一根“灯柱”就在村口，由一截歪歪扭扭的树干和几块砖头垒成，顶上罩着一个玻璃罐，里面的蜡烛早已燃尽。

在黎明的微光中，它像一个孤零零的、已经牺牲的哨兵。

老刘踩下油门，巨大的铲斗缓缓抬起，对准了那脆弱的木桩。

就在这时，他的目光被木桩上刻着的一行字吸引了。

字迹稚嫩，却刻得很深。

他眯起眼，凑近了些，才勉强辨认出来。

“2005届毕业留念”。

不是木桩，是课桌。一张被拆解了的，不知哪个班用过的旧课桌。

老刘握着操纵杆的手，猛地一僵。

履带的轰鸣戛然而止，发动机粗重地喘息着，最后归于沉默。

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推开车门跳了下去。

他掏出烟盒，磕出一根烟，却没点，而是从烟盒里撕下一小块纸板，用随身带的铅笔头，在上面用力写着什么。

写完，他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卷起来，塞进了那个空空如也的玻璃灯罩里。

“我爸也是这儿毕业的，”纸条上写着，“这灯……我绕过去吧。”

几乎在同一时刻，百里之外的县政府办公楼里，副县长周立民猛地合上了手中的一份舆情简报。

他一夜未眠，双眼布满血丝。

报告显示，就在昨夜，梨树村“万灯之夜”的影像和故事，以一种前互联网时代的古老方式——通过亲友间的口口相传、短波电台的零星信号、甚至是用u盘进行的离线拷贝——已经扩散到了二十多个省份。

报告附上了一段截取的信息，来自某省一位驻村扶贫干部的私人社交账号：“我们单位下乡搞了十年精准帮扶，修路、盖房、送温暖，但直到昨晚我看到那片光，我才突然明白，我们送去了一切，唯独忘了帮他们留住‘家园’是什么感觉。”

周立民感到一阵窒息。

他拉开抽屉，抓出那把从老屋门上拆下来的、锈迹斑斑的铁锁。

这把锁，是他亲手锁上故乡的，也锁住了自己的一部分。

他盯着它，胸口剧烈起伏，仿佛有一头被囚禁的野兽在冲撞。

下一秒，他用尽全身力气，将那把铁锁狠狠砸向坚硬的红木桌面！

“哐当——”一声巨响。

锁身应声崩裂，锈蚀的金属外壳下，露出一个被蜡封住的小小空腔。

一张叠得方方正正、早已泛黄的纸条，从里面掉了出来。

周立民的手颤抖着，展开纸条。

上面是一行褪色的、他再熟悉不过的字迹。

“儿啊，回来就好。”

是母亲去世前，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。眼泪，毫无征兆地决堤。

梨树村里，天色已经大亮。

王强正带着一群年轻人，重新竖起那些被推倒的灯柱。

他们没有用水泥，而是从村里各处找来那些祖辈建房时打下的老石基，一块块重新垒砌。

这些石头带着岁月的青苔和温度，仿佛每一块都藏着一个故事。

一个小男孩抱着一块小石头跑过来，仰头问：“王强叔叔，他们还会再来推倒吗？”

王强接过石头，稳稳地放在基座上，然后摸了摸孩子的脑袋，咧嘴一笑，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：“会。他们推倒，我们就再点起来。你记着，火种不在蜡烛里，不在灯柱上。”他收回手，重重地拍了拍自己的心口，“在这儿。”